佛教在印度產生之後，隨著其自身發展的進程，不斷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邊鄰國傳播擴散。伴隨佛教的傳播,弘揚佛教思想的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他佛教藝術品也一起傳入中國。甘肅是通往西域的走廊，而武山縣作為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城鎮，石窟文化也在這裏得到發展。

        本文即根據這次研討會，結合多年來專家學者對武山水簾洞石窟研究取得的成果，就大眾所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對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了專訪。

        從拉梢寺石窟群北周時期的造像和壁畫來看，佛與菩薩的造型，基本上改變了北魏晚期至西魏時的秀骨清相、褒衣博帶的特點，逐漸趨於豐滿，由之前清俊、飄逸的格調，逐漸過渡為莊重健美的風格。造像題材主要組合為一佛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七佛、一交腳菩薩二脅侍菩薩等，故其反映的佛教思想亦較為簡單。其壁畫中規模較大和內容較多的為水簾洞第一組佛說法圖，此組壁畫中心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上下皆有飛天、弟子及供養人等。壁畫下部有供養比丘及供養人，男供養人多穿圓領窄袖胡服，女供養人圓領窄袖長裙，有些還配有牛車等物，此皆應為北周宇文氏貴族崇佛的真實寫照。這也許可以說明，作為秦州總管的尉遲迥，也加入了善男信女的行列之中。或許因為他的到來和修造，這裏又成為北周時代隴右地區的又一個佛教聖地了。

        因此，我們應該抓住歷史的機遇，大力開展水簾洞石窟藝術的研究工作。

        第一，武山水簾洞石窟藝術作為外來藝術，在汲取了漢文化豐富的營養和精華之後，在中國大地紮下了深厚的根基。在它的周邊，那些大小不同、風格各異的石窟群，無不閃耀著佛教文化的瑰麗光芒，其豐富的內涵、高度的藝術成就以及悠久的歷史、優雅的造型、獨特的審美視角，舉世矚目。在今後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中，畫家、雕塑家、宗教家、建築師、工藝家、考古學者、民俗學者、古文字學者、歷史學者、地理學者等，都可以從中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第二，水簾洞石窟群現存的壁畫藝術，上起北周時期，下至唐宋元明清各代，歷時1000余年，足以勾勒出我國古代壁畫藝術的發展過程，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國古代繪畫藝術的水平。通過對水簾洞現有的造像、壁畫遺存、題記等的研究，通過對水簾洞壁畫「繪塑結合」的地域特征富於理論性的揭示，可以對中國的美術史研究與壁畫史研究做出貢獻。
        第三，研究水簾洞石窟群壁畫藝術，可以為「西部大開發」提供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有助於從歷史的高度來提高人們對西部歷史和文化的認識。

        試想，如果宗白華先生當年親臨過武山水簾洞，觀看過這裏的石窟壁畫藝術，他一定會更為高興。因為天佑中國的是，替我們保留了那千年藝術的燦爛遺影者，不止敦煌一處，武山水簾洞，就是一個放射著奇光異彩的壁畫藝術的聖地。

        問：水簾洞石窟藝術群中的浮雕、壁畫和相關文物，蘊含著怎樣的文化內涵呢？
        裴應東（武山縣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水簾洞石窟群佛教藝術，所蘊含的祈福文化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形式多樣，把印度早期曼陀羅藝術的佛教紋飾與中華五福文化「福、祿、壽、喜、財」衍變融合，在石窟群藝術題材中得到全面體現。
        水簾洞早期佛教石窟藝術主要是蓮紋、忍冬紋和火焰背光紋，蘊涵著豐富的祈福文化寓意。蓮花是佛教的標誌，猶如基督教的十字架，伊斯蘭教的新月。「遠塵離垢，得法眼凈」代表佛國凈土，「出淤泥而不染」象征聖潔吉祥，寄托著佛教徒對幸福生活的希望。水簾洞石窟藝術中蓮花作為最主要的裝飾紋樣，廣泛地被應用，忍冬紋也是水簾洞石窟群早期壁畫藝術中最流行的紋飾，火焰紋常用作繪製佛像背後的光圈式裝飾圖案，寓意佛法無邊，襯托佛的高大威嚴。在水簾洞石窟群壁畫的佛像頭光、項光和身光圖案紋飾中冉冉火焰隨處可見，多為圓形。

        飛天和瑞獸也是水簾洞石窟藝術重要的祈福文化題材。在早期佛教中，飛天是指能通天之神，是天堂的象征，也是自由的符號，活潑明快，寓意追尋幸福理想。飛天是佛教文化與石窟藝術結晶的瑰寶，水簾洞石窟群飛天圖飾多繪窟龕頂部。佛教認為白象是菩薩的化身，佛祖釋迦牟尼被譽為「人雄獅子」，被信徒推崇備至。佛教傳入中國後，獅子成為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的坐騎，儼然成為護法的形象，表示驅惡納祥的意義。鹿在佛教中是「美麗、富有、和平、長壽」的象征。鹿的壽命較長,故在中華文化裏常與鶴同被「仙化」,有仙鶴、仙鹿之美稱；鹿與祿字諧音,人們祈求升官晉級常又因「有鹿」以為吉兆,後又與福壽合稱「福祿壽」，民間傳說中「福祿壽」乃天界三仙,專為人間傳布吉祥。
        佛教法器和舍利塔也是水簾洞石窟藝術表達祈福文化的重要載體。水簾洞石窟群壁畫藝術中隨處可見這些吉祥法器圖飾。水簾洞石窟建築中元代的佛舍利塔就有8座，塔就是佛的象征,舍利又是塔的宗教靈魂。
        水簾洞石窟文化承上啟下、中西合璧，蓮花、忍冬、火焰、飛天、瑞獸、法輪、凈瓶、金剛杵、如意、菩提、舍利塔等這些印度佛教藝術題材，與中國傳統祈福文化理念融合，成為石窟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更是凝結了中國人的倫理情感、生命意識和審美情趣。後來，隨著儒釋道三教在此合流，「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思想也融入到石窟群的祈福文化圖案元素中，拉梢寺摩崖題記「願天下和平，四海安樂，眾生與天地久長，周祚與日月俱永」就是對這一主題的很好詮釋。

        問：絲綢之路的歷史變遷，對於武山水簾洞石窟群的營建，有什麽影響？
        蘇海洋（天水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裴應東（武山縣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
        武山水簾洞北周佛教造像藝術既有北周「渾圓飽滿」、「面短而艷」的風格，又受到了西域以及中亞等文化的影響。北周大佛是水簾洞石窟藝術的縮影，反映了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上域外文化、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的情景。
        水簾洞石窟所在的武山縣位於絲綢之路秦隴南道和青海道交通幹道沿線，深邃的魯班峽成為佛教徒修行悟道的首選之地。北周積極開展與西域的交通，武帝時最為頻繁。尉遲迥任秦州總管後，於秦州之西的渭州建造拉梢寺摩崖三像。由於他的首建，使水簾洞石窟群成為隴右地區僅次於麥積山石窟的大型石窟群，也是北周時期始創的大型石窟寺，是西北地區由氐、羌等民族主導的開窟造像活動的一部分。
水簾洞石窟群的隋代遺存均為摩崖壁畫，內容多為佛說法圖或菩薩說法圖，其中交腳菩薩的說法圖較多，與敦煌莫高窟相似。這說明在延續北朝彌勒上生信仰的同時，由於國家的統一，經河西走廊通西域的絲綢之路再次暢通，推動了敦煌與秦州之間的佛教藝術的交流，還促進了南北佛教藝術的交流，麥積山、炳靈寺、敦煌、水簾洞壁畫中大量出現南方石窟使用的傳統線描、暈染技法，供養人形象、服飾也出現南朝風格。
        在唐代，處於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和唐蕃—尼蕃古道匯合處附近的炳靈寺石窟成為當時隴右地區的宗教中心，而渭河上遊的麥積山石窟和水簾洞石窟的宗教地位受到很大的影響，因而遺留至今天的該時期的佛教遺存不多。
        吐蕃占領隴右後，受唐和吐蕃雙方拉鋸戰的影響，沒有留下更多吐蕃時期的宗教遺跡。

        北宋時期，秦隴南道沿線佛教中國化、地方化和民族化趨勢加強。處於甘肅東部的渭河流域屬於北宋版圖，石窟明顯受到北方禪宗的影響，而洮河流域和湟水流域曾經是吐蕃部族的聚居地區，藏傳佛教和漢地佛教融於一體。武山水簾洞石窟群地處渭河上遊，石窟藝術更多受到漢傳佛教的影響。
        元代初年，由於交通線路的改變，武山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使得水簾洞石窟與域外石窟藝術交流隔絕，促使其進一步向地方化與民族化方向發展，迎來了水簾洞石窟開鑿的又一黃金時期，在繪畫技法和表現形式上體現出濃郁的藏傳佛教風格。拉梢寺石窟出現的數量不少的佛教密宗的繪畫，均與吐蕃部族的影響不無關系。
明代，隨著秦隴南道在國際交通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伊斯蘭教在西域的擴展和在甘肅境內的逐漸興盛，秦隴地區佛教與域外佛教交流進一步減少，而大一統王朝政治的滲透、程朱理學的興起和道教的傳播，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進一步加深。這一時期的水簾洞石窟群的遺存主要為天書洞造像，三佛二弟子像，佛像均為坐式，肉髻低矮，面部方圓，五官小而集中，大耳垂肩，腮部略下垂，面部顯得較為臃腫，下頜圓垂，頸部較短，程式化、世俗化特點更加突出。
        總之，武山水簾洞石窟藝術是域外文化、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融合的結晶。但在武山水簾洞石窟的開鑿、發展、興盛和衰落過程中，絲綢之路、地緣政治、宗教信仰空間在不同時期對石窟群發展的影響力存在著差異。但從整體上看，從早到晚，域外文化因素逐漸衰減，民族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的影響力逐漸增加。武山水簾洞石窟藝術的演變軌跡，生動地折射了絲綢之路佛教藝術的中國化、世俗化和民族化過程。

        問：對於水簾洞石窟群的「世界第一」，應當如何準確定位？
        雍際春（天水師範大學文史學院教授）：「世界第一」就是水簾洞石窟群具有世界影響和知名度的突破點所在。據《水簾洞石窟群》藝術數據，拉梢寺坐佛高度34.75米，崖面大佛及整體壁畫高42.3米，寬43米，面積約1800平方米、所謂摩崖大佛，是籠統對從天然崖面鑿刻的大佛像的統稱，如通高71米高的樂山大佛，阿富汗巴米揚大佛也有53米高，它們均可以稱為「摩崖大佛」因此，稱拉梢寺大佛為「世界第一摩崖大佛」肯定不能成立，必須要加以限定和確指。這尊大佛實際上是由浮雕加壁畫共同構成的，而且是彩繪。因此，稱其為「世界第一浮雕壁畫摩崖大佛」,或者為「世界第一浮雕彩繪摩崖大佛」，才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說，浮雕、壁畫是拉梢寺大佛的基本特征，彩繪更是其特色。有了這樣的界定，稱「世界第一」才不會出現歧義。只有稱謂準確，界定科學，才能得到認可，也不至於出現認知和宣傳的混亂。

        問：水簾洞石窟群作為絲綢之路上一項重要的文化遺產，今天應當如何對其進行保護、開發和利用？
        張玉平（天水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對水簾洞石窟藝術資源的開發，應從兩個方面著手。首先，從學術方面著手，要註意水簾洞石窟基礎的學術研究，還要註意水簾洞石窟藝術的「再生」。所謂「再生」，即以其原生藝術為模本，以現代藝術思維創造出新的藝術品或藝術樣式，也可以叫「文化增殖」。其次，對水簾洞石窟的旅遊開發，應從以下幾方面開展：在正確處理開發利用與合理保護關系的基礎上，製定科學的旅遊開發戰略；加大宣傳力度，提升水簾洞石窟對外的知名度；突出特色，加大開發力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旅遊管理人才的培養；加強區域合作，共同開發旅遊資源。以舉世聞名的麥積山石窟為中心，整合周邊中小石窟，形成以石窟為主的旅遊線路。
        應當指出的是，武山水簾洞石窟群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更是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西北師範大學華夏文明傳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張兵指出，甘肅地區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區，很早就是歷史上各民族融合的重要熔爐，而絲綢之路的開通更使這裏成為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擴散、交流與融合的交接點。如甘肅最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就是在漢唐時期民族大融合的軌跡中發展起來的。以秦州而言，除麥積山之外，武山水簾洞、甘谷大象山的石窟藝術，在雕塑、建築等宗教遺產方面集中代表了當地佛教文化發展的水平和特色（《華夏文明資源與甘肅地域文化特征》《光明日報》2013年07月25日11版）。
        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興盛的原因主要有：這一時期，社會長期分裂，戰亂頻繁，人民生活困苦，需要精神寄托，這種社會環境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民族融合促進了佛教的傳播。少數民族對佛教的接受和信仰，以及他們在中國佛教流布中的貢獻，加速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佛教教義相對於其他宗教更為通俗，修行方法簡單，易於被人認可和接受，特別是佛教的因果報應和眾生皆可成佛的觀點，對平民大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一時期，道教教義不完善，難以被廣泛接受，同時，道教的一些實踐如煉金丹求長壽等，對於平民百姓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佛教的宗教內涵更加豐富，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
        只有把武山水簾洞石窟群放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環境中，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下，我們才能看得更為真切，了解得更為全面和深入，也才能古為今用，讓它在新的時代放射出更為耀眼的光彩！

        作者：王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