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關河萬裏秋，朔風蕭瑟古涼州。

可憐報國心猶壯，白發蕭蕭老戍樓。

           這首《登狄道城樓》七律詩，是明代嘉靖年間任貴州道監察禦史的雍焯，在引疾辭歸後在家鄉狄道期間所作。詩中以「雪嶺」、「黃河」等意象勾勒西北邊疆的雄渾，以「孤雁」、「片帆」暗示個人命運的飄泊，最後以「報國心猶壯」點明主題，直抒了詩人在逆境中的堅守。
這首詩的胸懷、氣度和精神，完全可以和唐人的邊塞詩相媲美。
          《狄道州誌》中言：「雍焯之文，如隴山之松。雖經風霜，猶自挺拔。」

          《雍焯墓誌》中記載道：「督學胡公（嵩）試公（指雍焯）詩，嘉其有唐韻。」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雍焯的生平，在明代唐懋德撰《萬歷臨洮府誌》、近年出土的《雍焯墓誌》，以及《明史》、《明實錄》、《狄道州誌》等史籍中均有所記載，本文結合各種史料，對這位明代嘉靖年間臨洮籍「名禦史」的事跡，略作梳理。

            1945年3月，考古學家夏鼐在甘肅臨洮縣城東面嶽麓山考察時，有明代雍焯墓的相關記錄：「下山後為明禦史雍焯墓，有石碑，皆已仆地。」墓碑今已不存，墓誌在20世紀八十年代出土於臨洮縣城東一裏龍泉寺旁，全稱「明貴州道監察禦史雍公墓誌銘」，刊刻於明萬歷六年（1578年），銘文由「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臨洮府知府、前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鹿泉曹時聘」所撰，這為後世學者研究雍焯的家世譜系與仕宦經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佐證。

           雍焯，字暗中，後字如晦，別號麓原，生於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卒於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十月，享年71歲。墓誌詳細記載了雍焯的家世、求學、仕宦經歷及發展地方文化教育的諸種事跡。

           誌文記載，雍焯先祖為宋代雍元直。按雍子方，字元直，今四川南部縣人，北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進士。關於雍子方生平，宋鄭獬所著《鄖溪集》中收錄了一篇仁宗給雍子方的製誥，稱他為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宋史·藝文誌》又載有雍子方與沈括編有集賢院詩二卷，應是兩人同在昭文館時所編。從太常博士到昭文館編校，其職責多以撰擬文字、應和文章、編校書籍為主。
           另外，曹時聘在《墓誌銘》中寫道：「余嘗讀宋史，見雍元直二十歲登科，官翰林學士，仁廟眷遇，為賜飛白，扁其齋□，與（鮮於）端夫、蒲宗孟齊名，裏人有閬苑三學之諺。」可見，雍元直在二十歲時即登科第，官至翰林學士，深受宋仁宗的恩寵，仁宗還特別為其書齋題寫書法。當時，雍元直與鮮於端夫、蒲宗孟齊名，時人稱他們為「閬苑三學」，這也說明其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與文學才華。
           關於雍氏徙居狄道的原因，墓誌上記載，雍昌扆（yi）是雍焯的先祖，其生平難以詳考。其十世後裔雍鼒（zi），因擅於儒術，被禮聘至臨洮，遂舉家遷居狄道。《臨洮府誌》載：「雍鼒，閬中人，紹興中徙居狄道，博通經史，擅詩畫，不幹仕進。」他舉家遷往狄道的具體時間，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年）。
           另一種說法是雍鼒在元世祖期間（1260——1294年）徙居狄道。
           墓誌記載，「（鼒）子勛，郡學教授。勛子：長德新，郡學陰陽正術；仲德純，狄庠教諭。德純子邦琪，廣昌主簿。」以上雍氏三代均擔任基層行政官僚，生平不見於正史。其中雍德新所任的「郡學陰陽正術」一職，是「府陰陽學正術」的省稱。明代府、州、縣皆置陰陽學,府陰陽學置正術一人,為學官,設官不給俸祿，掌相宅、選日、星蔔、占候等事。《明史·職官誌》四《陰陽學》:「府,正術一人,從九品。……洪武十七年置,設官不給祿。」其余兩人方誌均有記載，《狄道州誌》載：「雍勛，字復先，大德間任本府教授，學行著聞，辟別墅於郡南，聚書千卷。子德純，字秉直，至大間以諸生授本縣教諭，詔修《成宗實錄》，歸賜甚厚。」據此可知，雍勛及其子德新、德純主要活動在元大德、至大年間（1297——1311年）。
           雍焯曾祖父雍澄古，史籍方誌無載。《雍焯墓誌》載：「邦琪子澄古為鄉耆上賓。澄古子長訥（ne），仲谞（xu），恩賜壽官，博通今古，兼善篆書，自題竹園清隱。」可見，次子雍谞，即雍焯之祖父，字士傑，好直齊，《墓誌》稱其「恩賜壽官，博通今古，兼善篆書，自題竹園清隱。」「壽官」是明代賜予八十歲以上男子頭銜與冠帶的一種製度，被賜予者必須德行著聞，為鄉裏所敬服。據統計，從明天順二年到萬歷三十四年的一百余年中，這一尊號一共才敕贈了19次，能得到「壽官」的尊稱，與雍谞的才學品行有關。《狄道州誌》稱他：「以古經立家，熟訓皆偉。蕭然世外，品節甚高。」關於雍谞的生卒年份，《州誌》提及以壽八十五卒，雍谞本人在所修的《府誌序》中提到寫作時間：「正德三年（1508年），歲在戊辰，嘉平月（即十二月）吉旦（初一日），竹園散人七十七書。」據此推算，雍谞當生於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卒於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
           雍谞有二子，長子大武，字政和，號紫虛，正德間貢生，歷任聞喜縣訓導、肅州衛教授，卒於任上，其生年不詳，死後被追贈為文林郎山西河津知縣。大武有二子，長子雍爟（guan），次子即雍焯。雍焯之父雍大武雖生年不詳，但通過墓誌可以推出其去世年份。《墓誌》載：「河南聘考官，胡公試公詩，嘉其有唐韻，遂以公應聘。」此處雖未言應聘時間，但是明代鄉試開考時間三年一次，固定在子、午、卯、酉年，據碑文已知雍焯為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舉人，此次擔任鄉試考官的時間應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同年雍焯又擢升為交城縣令，只是尚未赴任，其父雍大武便卒於肅州衛教授任上，遂回鄉守製丁父憂。於此可知，雍焯之父雍大武應卒於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

           《墓誌》中說，雍焯自幼就聰穎敏銳，流露出很大的誌向。七歲時，跟隨著其兄長雍爟到縣衙前觀看官府出示的告諭，就能十分流暢地朗誦下來，好像非常熟悉似的。父親很驚異，就有意詰問他，雍焯竟然回答得一字不錯，父親大喜說：「今後光大我們雍氏宗族的，就是這個兒子！」到了弱冠之年，雍焯來到父親任職的山西聞喜縣，正好張問行（今河南內黃縣人）時任聞喜縣令，父親就將其送到張問行的門下，執弟子禮，雍焯由此受到儒家經典的熏陶。他篤學好問，講習不輟，博學強記，每天必有心得才肯休息。雍焯初學為文，就顯現出一股奇異浩然之氣，縱橫恣肆，雄心勃發；而且評論古今是非，有理有據，勢不可奪，事無巨細，動輒就與古人比肩，善為說詞，因此，雖然年齡不大，就深得時人欽佩，好多人以「法師」來稱呼他。

           嘉靖己醜（即嘉靖八年，1529年），21歲的雍焯謁見督學（即提學官，是明朝省級教育行政長官，由朝廷任命，主要職能是巡視省內各府、州、縣學，選拔生員，檢查教學質量），督學考試後十分驚奇他的才華，就將其首選為郡學弟子。後來，經過巡按傅翰臣和張鵬考試，將雍焯列入高等，並批示道：「雍焯是一位難得的才子，今後其聲名必將大顯於關西之地。」
           嘉靖十六年（即丁酉年，1537年），29歲的雍焯中陜西鄉試（筆者註：明代陜西、甘肅同為陜西行省，直至清代康熙年間，陜甘才分省而治）。第二年，即嘉靖十七年（戊戌年，即1538年）會試後，以父母年邁而請求就近任職，於是被授予山西武鄉縣教諭（教諭是宋代至明清時期縣級教育機構的主官，宋代始設於京師小學及武學，元、明、清三代沿襲為縣學核心學官。《明史·職官誌》載其職掌為教誨所屬生員，兼理文廟祭祀事宜，在明代形成以教諭為尊、訓導為輔的縣學管理體系）一職。在任上，雍焯除了考試授課講習訓導之外，還教育人們，要以德行為先。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他下令舉薦諸生中品行優秀的生員，將他們的一言一行，記錄在冊。每季度考核結束，根據其優劣，給予獎勵。他還盡力周濟家境貧寒的生員。因此，武鄉之人多蒙其感化，心悅誠服，諸生中也有多人通過科舉登第，走上仕途，如魏國謨，先以舉人身份中第，後來成為武鄉縣28名進士之一。以魏國謨為代表的許多士子，前後相繼，成為武鄉科舉史上的盛事。
            武鄉地域接近蒙古地界，經常面臨著來自北方強虜的威脅，雍焯督促軍民修築城垣，儲存糧食，訓練士兵，積極做好戰備保障。為此，地方長官對其敏銳的軍事眼光和治理才幹十分欣賞，給予表彰，認為他能夠擔任大事。督學胡嵩年終考核諸生，其中成績有下等者，雍焯則為他們求情，懇請胡公允許他們後續努力。河南省要聘請一位主考官，胡公披覽並考試了雍焯的詩文後，評價很高，稱贊其詩有唐人的神采和風韻，於是，就將雍焯聘任。果然，河南一地科舉考中的人數很多，總裁官稱贊河南主考官所得其人，堪當此任。這一年，雍焯擢升為山西交城縣令，但尚未赴任，就聽聞父親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回家奔喪，修築墳塋，遵循古代流傳下來的丁憂製度。

三子之生距千載  同堂之祠自今日

           守喪結束後，乙巳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雍焯被任命為河津縣令。在此任上，他始終如一，以清正廉明作為自己的為官準則。在他的治理之下，很快就使河津縣百廢俱興。他嚴格要求官吏，催收租稅不能擾民,征稅時要安撫體恤百姓;執行刑罰不能有錯,行刑時要註重教導百姓。他還非常重視尊老養老，實行了一系列敬老措施，推行敬賢尊老之禮，並把這些措施和社會治理結合起來，以達到改善風俗、教化民眾的目的。當地人的婚俗中，聘禮的價格很高，以致青年男女到了三十歲左右，還無法結婚。針對此種情況，雍焯以河津縣衙門的名義，出示勸諭文告，述說高價婚姻的危害，勸導民眾移風易俗。不久，這種陋俗很快得到糾正。雍焯還改建修治了河津縣學宮，開啟人文，興建大禹廟，修葺蔔子夏祠堂，這些重要舉措和建設工程，都是他帶頭先捐出俸祿，然後才得到大力施行的。一時間，河津縣人文之風大盛。當地民眾這樣稱贊他：「高如山，明如鏡，清如水，平如秤。」上司對他的政績大為贊許，多次向朝廷上疏推薦。
           雍焯在河津縣令任上，還做了哪些勤政為民的好事，以致獲得當地民眾的愛戴呢？
           從嘉靖二十三年（乙巳）至二十八年（庚戌）（1545——1550年），雍焯任河津縣知縣的6個年頭期間，積極推行新政，在《條陳河津縣新政疏》中，便記載了「新政」的核心內容，主要有：
           輕徭薄賦：減免百姓稅賦30%，禁止額外攤派；
           興修水利：主持疏浚汾河支流，灌溉農田萬余畝；
           設立義學：捐俸創辦「龍門書院」，資助貧困生求學。
           該疏被《河津縣誌》全文收錄，成為明代縣級治理的典範。
          《河津縣誌·城池》載：「嘉靖二十四年（丙午年，即1546年），知縣雍焯用磚砌築城墻和城堞，補建西城門樓，在城墻外修築了十八座敵臺。」
           這項加強城池的軍事防禦設施的舉措，就來源於雍焯在武鄉縣擔任教諭時積累的政治經驗。
           此外，雍焯在河津任職期間的一項重要舉措，便是新建「三賢祠」，這一事情的前後經過，在他所撰的《新建三賢祠記》一文中，記述得十分清楚。

           河津，在隋唐時為龍門郡治，城西有子夏祠。子夏姓蔔，名商，子夏是他的字，他是春秋時期晉國人，孔子的學生，「孔門十哲」之一，「七十二賢」之一。子夏少時家貧，因苦學而入仕，曾作過魯國太宰。孔子去世後，他來到魏國的西河（即今山西河津）講學。授徒三百，當時的名流李克、吳起、田子方、李悝（kui戰國時政治家）、段幹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學生，連魏文侯都「問樂於子夏」，尊他為師，這就是有名的「西河設教」。子夏居住於西河，這裏應當為其在異鄉的定居之地。祠堂的不遠處居住有蔔氏人家，世代相傳說他們是子夏的後裔。漢代史書稱，司馬遷為龍門人，如今，他的祠堂、墓址均在大河西岸一處彎曲的地方，隸屬於韓城，這裏也是漢代的城邑，與河津夾河而望。
           王通，字仲淹，道號文中子，隋朝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即今山西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道學家。王通從小受家學熏陶，精習《五經》，著名的啟蒙讀物《三字經》把他列為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王通也是河津當地所出的名士，附近也有祭祀他的祠堂，他的故裏，名字就叫通化，世代相傳，這裏就是他的出生地。
            河津北山有王績隱居之處，連同詩歌碑刻，今日尚在。王績，字無功，號東臯子，古絳州龍門縣（山西河津縣通化鎮）人，唐代詩人。王績少有大誌，曾經三仕三隱。王績曾著有《醉鄉記》，僅在劉伶《酒德頌》之後。他善飲酒，直到五鬥都不醉。有人以酒相邀，無論地位高低，總是欣然前往，著有《五鬥先生傳》。而沁州、太平兩地又各有王通祠堂，很有可能也是其僑寓之地，不過，河津縣城卻沒有他的祠堂。
           嘉靖二十二年冬，禦史喻公因為主理鹽政而到了河津，地方士人很想把三位名人的祠堂合在一處，就上書喻公，喻公認為所報之事可行，就批準了。但是，所選的地方地勢狹窄，和祠堂的要求很不相稱。
           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四月，雍焯赴任河津縣令，了解到祠堂修建的情況後，即另行選址，改建於南面一處荒廢的地方。這裏地勢空敞，極目處高天曠野，很適合建祠。於是，雍焯讓衙役拆除原來的斷壁殘垣，清理掉荒蕪的雜草，拓寬並夯實基礎，壘砌好層層臺階。 工程開始於夏天，而大功告成於冬天，祠堂正面共有五楹，以覆檐聯接，左右兩室整齊對稱，中間庭室有三楹，祠堂的正門就設在這裏，還修建了庖廚和廁所各一間，堂龕內塑立著三位名士，即子夏、王通、王績的主神之位，而以帷幕遮蔽起來。
           雍焯認為，這座三賢祠堂，建於高岡之上，面向陽面之地，隆起在通達之衢，昔日是一片頹垣，而今卻為一處勝地。地方官吏率領著學署官員和各位弟子，每年都舉行祭祀之事，而三位名士的後裔也趨之若鶩，前來祭奠先祖。這樣的話，則祠堂與城池並存，將永遠不會廢置了。

           完成了這項工程，雍焯十分感慨：遙想三位名士的出生時間，前後相距千載；我的出生時日，又在他們千載之後。但是，他們在同一祠堂中受到祭祀，卻是自今日開始的，如此說來，興建祠堂也是有時間的！這座祠堂的興建，是從我開始的，此後，繼續這項工程的，還有縣丞何洋和主簿李鼎，二位同僚去官離職後，我又選調人手，一直至今，已經進行了三次祭祀儀式！惟恐時間久遠而後世之人不明其間的經歷過程，就寫下這篇小文，記錄一下這座祠堂的修建歲月，讓後世之人繼承。至於三子之道，則存在於他們的文章中，有識者可以聽聞知曉，不必我再多言。

擢升禦史擔重任  條陳馬政促革新

          嘉靖二十八年（庚戌年，即1549年），雍焯奉詔入京，被拜為貴州道監察禦史，這是他職業生涯中的高光時段。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葉煒在《中國古代增強監察官員職業榮譽感的製度安排》（《文史知識》2025年第10期）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為了防止吏治腐敗、混亂的弊病，為了維持官僚機構的效率，在秦漢兩千年的政治運行中，逐漸發展出了一套整肅自身統治秩序的機製，其核心就是對官員的監察製度。
          監察製度的設計頗具特色，最明顯的一點是以小官監察大官。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總結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製，內外相維之意也（《日知錄·部刺史》）」。
          首先，顧炎武所謂「命之尊」，就是給予監察官以特殊的禮儀待遇。明宣宗接受禦史的意見，特許監察禦史騎馬，並且強調「合大體」，即為了使禦史代表朝廷有效地行使監察權，有必要提高其威儀。
其次，從秦漢至明清，古代監察官員一直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立製服。如文官戴進賢冠，武官戴武冠（鹖（he古書上說的一種善鬥的鳥）冠，而絕大多數監察官和法官，則戴獬豸（xie zhi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獸，在古代文獻記載中，它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能辨是非曲直，識善惡忠奸）冠。
           再次，是激勵、約束機製。明代對於糾彈政績突出的監察禦史，往往超常升擢，七品的科道官外遷時可獲任正四品的知府或正五品僉事（職官名，專司判斷官事的官。金時置按察司僉事，明代時都督、都指揮、按察、宣慰、宣撫等司均置僉事官）等。
           與激勵並行的是約束機製。對監察官員的違法行為，較其他官員懲罰更重。
           職業榮譽感對禦史的激勵，有《舊唐書》所記韋思謙任監察禦史後的一段話為證：「禦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嶽，震懾州縣，誠曠職（閑職、虛職）耳。」
           此處極有必要將明代監察禦史的任職資格、選任標準、職責範圍，以及禦史製度對於維護王朝統治的重要意義等內容，略做闡述。
            南方醫科大學毛聖泰在《論明代監察禦史選任的五維建構》（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4期，2015年8月）一文中認為：明代歷朝皇帝均要求監察禦史由清正廉明，有較強能力，敢於進言的「清謹介直」之士充任，可謂「極清華之選」，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明代監察禦史選任機製：第一，品行端正：監察禦史任用的操行維度；第二，功名加身：監察禦史任用的學識維度（起碼是舉人或進士出身）；第三，歷練政績：監察禦史任用的資歷維度；第四，體貌年齡：監察禦史任用的外觀維度；第五，程序合法：監察禦史任用的路徑維度。
           明代監察官多從京官及在任的知縣、推官等政績卓異，「出身三年考滿者考選」，考核合格後方可入選，由吏部和都察院共擬名單，呈皇帝親批，並要試職一年方可授以實職。
           由此可見，明代在監察禦史選任上的製度設計還是相當周密的。究此選任製度的影響，一方面，誠如熟讀《明史》的毛澤東所言:「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然朱明天下卻能歷12世、傳16帝270余年，應該講，明代完善的監察製度為延長其政權統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明代的監察製度也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統治者的政治智慧，這也是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對中國明代監察製度推崇備至的原因所在。
           從嘉靖二十八年（庚戌年）到嘉靖三十年（壬子年，1551年），三個年頭期間，雍焯作為監察禦史，「巡視中城，痛懲不法，條陳馬政，製曰可俾刊行。」
           中城即指京城。京師為天子腳下，是達官貴人雲集之地，在京城擔任禦史一職，更需要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政治品質和公正無私、精明幹練的行政能力。墓誌中說他「痛懲不法」，雖然沒有詳細舉例，但從這個簡略的評語中，可以看出雍焯在京師任禦史期間，經過了較為成熟的政治歷練。
           「條陳馬政，製曰可俾刊行」，則是指他在這一任職期間，上疏陳述當時的「馬政」之利弊，而且得到世宗皇帝的首肯，並下詔在全國範圍內刊行實施。
           馬政是明代國家重務，政府將牧養官馬的任務以政府權威強加給人民，牧馬之民為此耗盡勞力，卻未能增加收入，結果因牧馬而困，政府亦陷入行政困難。
           民眾所受「馬政」之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賠償之苦：民間養官馬，養馬戶不僅要保證馬的健壯，而且要完成孳息之額，否則要如數賠償；另外，民眾還要承受輪養之害、解馬之苦、點視之害和差役之苦。
           民間養馬不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擾了政府，其一、使行政事務繁重；其二、加大了製度成本；其三、難以調和馬政與民政的矛盾；其四、增加了行政難度。民為馬困，必然拒絕養馬，派養馬匹就遇到困難。嘉靖五年，就發生了拒養馬匹的事件。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何平立在《略論明代馬政衰敗及對國防影響》（《軍事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明朝馬政腐敗，究其原因有：首先，宗室藩王豪強對牧場的侵蝕、吞並，破壞了馬政；其次，民牧養馬形式難以為繼，導致馬政危機；再次，明代茶馬互市，不是出於經濟貿易利益願望，而是在於控製沿邊番族和蒙古族的封建政治目的，等等。
           明初君臣早已認識到「攻戰之際，馬攻居多」，明廷也曾多次整頓馬政，以加強國防建設。但縱觀有明一代，騎兵很少作為主要戰略打擊力量存在，這顯然是因為馬政衰敗導致了國防力量的削弱。這不僅是明代為中國統一王朝中繼宋代以後的又一個疆域控製範圍少於漢唐元清的王朝，而且也是明軍對突厥、後金、李自成等農民軍的戰爭中屢屢失敗的原因，以致終被滿清滅亡。
           針對明代馬政腐敗（如馬匹虛報、牧地侵占），雍焯提出了系統性改革措施：牧地清丈：要求重新丈量養馬草場，禁止豪強兼並；獎懲機製：對養馬戶實行「優劣獎懲」，優者減免賦稅，劣者治罪；監牧分離：建議將馬政管理權從地方官員剝離，設立獨立監察機構。奏疏上陳後，嘉靖帝批準了雍焯的奏議，並下令刊印後在全國範圍內頒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的馬政改革。
            該疏後來被《明實錄》部分引用（卷三百五十一）。

興利除弊論邊備  不畏強權劾奸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對明朝「貢市」不遂而發動戰爭，該年為庚戌年，故名「庚戌之變」。
           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同總兵仇鸞主持開放馬市，後因馬市效果不佳，且禦敵不力，明世宗下令中止貿易。
            這年六月，俺答汗率軍侵犯大同。大同總兵仇鸞重賂俺答，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俺答遂由古北口進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鸞為大將軍，節製諸路兵馬。 兵部尚書丁汝夔問嚴嵩如何戰守，嚴嵩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將勿輕舉。諸將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於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騷擾八日，於飽掠之後，得到明朝通貢的允諾，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後，嚴嵩又殺害了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此次事變暴露出明朝邊防體系的重大缺陷。
           此時，雍焯任職貴州道監察禦史，針對此事提出改革方案，向朝廷上陳《論邊備疏》，其核心內容有：裁撤冗官：他揭露邊軍「虛額過半」，主張淘汰老弱，推行「軍屯製」，以自給自足。嚴查冒餉，要求建立軍費審計製度，防止將領克扣糧餉。茶馬互市：建議在山西、陜西設立「茶馬司」，以茶葉、絲綢換取蒙古馬匹，充實邊防戰力。該疏被《明世宗實錄》摘要收錄（卷三百七十一），成為嘉靖朝邊防政策調整的重要參考。
           仇鸞作為勛臣之後，在「大禮議」中因支持世宗而得寵，但其為人貪戾跋扈。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仇鸞還夥同嚴嵩，以結交近侍為由構陷夏言、曾銑，致使兩人被殺，天下冤之。
           雍焯作為監察禦史，職責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其「條陳馬政」的疏文，也可能包含著彈劾仇鸞的這些不法行為，指責仇鸞通敵賣國、破壞馬政、構陷忠良等行為。雍焯借「條陳馬政」彈劾仇鸞時，正值仇鸞因「庚戌之變」中的「護駕」等行為暫時得寵於明世宗。此時仇鸞權勢正盛，雍焯的彈劾並未立刻撼動其地位，疏文的直接效果更多是對仇鸞的行為形成輿論牽製，也體現了他作為監察禦史的職責擔當。
           仇鸞的倒臺源於其自身劣跡的累積。他暗通俺答、虛報戰功、專權跋扈的行為逐漸被世宗察覺，加上其他官員的持續彈劾（如禦史徐階等人後續的揭露），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世宗最終認定仇鸞「通敵誤國」，雖仇鸞已病死，仍下令「剖棺戮屍」，其黨羽也被盡數清算。雍焯的彈劾雖非導致仇鸞倒臺的直接原因，但作為當時少數敢於直面權貴的官員之一，他的行動與其他正義力量共同推動了對仇鸞罪行的揭露，客觀上為後續朝廷清算仇鸞集團奠定了輿論基礎，也彰顯了其不畏強權的品格。

不懼藩王平冤獄  奏劾知州不法事

           《墓誌》載：「壬子，奉命清軍河南，刮弊剔蠹，清影射者，百千有奇。」
           壬子年，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雍焯作為監察禦史，奉命出巡河南。
           河南地處中原，是明朝的腹心地帶，既是農業重鎮，也關乎漕運與軍政穩定。當時，河南存在軍隊紀律渙散（如軍職人員互相攻訐、軍備廢弛）、地方官被權貴誣陷（如祥符地方官遭藩王構陷）等問題，這些具體矛盾成為雍焯出巡的直接誘因，其任務正是針對性地整飭軍政、平反冤獄，以維護地方秩序。
           雍焯奉命出巡河南，所做的首要事務，便是整飭軍隊紀律，糾正了軍中的多起互相影射攻訐（jie）的案件，維護了軍隊的正常秩序和紀律。
           雍焯出巡河南所幹的第二件大事，便是為地方官伸冤。
           河南是明代的宗藩大省，先後有十一王分封於此，整個明王朝受封親王、就藩建國者五十人，河南就占到了五分之一，當時有「中州之地半入藩府「之稱。明代藩王分封各地，雖無實權，但憑借其宗室身份和地位，吞並土地，常常幹預地方事務，甚至欺壓官員百姓，使當地吏民敢怒不敢言，深受其害。
           河南祥符（今開封市）知縣段顧言，字汝行，順天府薊州遵化縣軍籍，山西臨汾縣人，順天府鄉試第三十七名，會試第二百三十名，於嘉靖三十年（1550年）獲第三甲第一百一十四名進士，時年二十九歲。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任祥符知縣。段顧言上任不久，因為其施政舉措威脅到開封府藩王周王的利益，便被周王誣陷入獄。地方官員懾於周王的勢力，明知縣令一案有冤情，但不敢出面為其做證。雍焯到河南後，發現了這一冤案。他竭盡全力，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為段顧言伸冤平反，最終使其官復原職。後來，段顧言還曾奉旨巡按江西、山東。
           雍焯到河南所做的第三件大事，便是彈劾熊木。據《信陽州誌》記載，雍焯出巡河南時，曾上疏奏劾嚴世蕃妻父信陽知州熊木不法之事，最終使河南右布政使高方彥罷官，該事發生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與楊繼盛劾奏嚴嵩在同一年。此次參劾不僅與他的工作職責有關，也因他與被貶狄道期間的楊繼盛有交際，此時楊繼盛入獄，雍焯有替其伸冤之意。

振肅官風立紀綱  名臣立祠旌風尚

           甲寅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雍焯還京後再次奉命巡按山東。
           《雍焯墓誌》載：雍焯在巡按山東期間，「振肅紀綱，風裁凜烈，以先任萊州知府段堅祠入名臣。」
           也就是說，雍焯在巡按山東期間的主要政績，一是嚴肅整頓大小官吏的紀律作風，使一時風紀凜然；其二是樹立典型，為賢能官員樹碑立傳，將其建立祠堂，供後人祭祀拜謁。

           這其中，尤以為先任萊州知府段堅的建祠最為典型。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其事跡被載入《明史》卷281《廉吏傳》和《福山縣誌》卷四《名宦誌》中。

           段堅「早歲受書，即有誌聖賢」。明景泰五年（1454年）進士，授山東福山縣知縣、萊州知府、河南南陽知府。段堅一生信奉儒家的「愛民」、「仁政」、「潔身」等正統思想。在任福山知縣時，從發展教育入手，建社學，育童士，教以小學、四書，使「政教大行」，「吏不敢欺」，「士民仰戴」。在萊州知府任上，「教化大行」。在南陽創立了誌學書院，召集府學及所屬諸生，親自講解五經要義。對官吏中的不法分子，「案問不貸」。經過幾年治理，「民風翕改觀」。他說:「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並題詩:「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
           段堅在南陽為官九載，郡人敬之。後引病歸裏，以「奉先、事兄、教子、睦族、善俗」為旨，並「授徒講業」，仍關心著國家的興亡。段堅一生清廉，離任時「行李蕭然」，「僅有祭器、書卷十數篋」。士民遮道歡送，號泣挽留。卒後，死訊傳到南陽，士民「敬做木主」，建立段氏專祠，「塑像為祖」。
           作為代天子出巡一方的巡按禦史，雍焯當然知道這位比他早約一百年的廉吏的典型教育意義。所以，他與當地吏民一起為其建祠，旨在為地方樹立一種廉潔奉公、勤政愛民的良好風尚。
           雍焯在巡按山東期間不畏權貴，忠實地履行禦史的職責，還做了另外幾件事。當時，梅提學（提學是當時主管省、州、縣的學校、士習和文風的政令官）仗著是吏部尚書李默的門生，仗勢虐人，雍焯論究梅提學的奸偽，上書彈劾了他，此舉一方面是因其不法，另一方面也有對李默製造輿論壓力的意圖，因為李默在楊繼盛入獄後的第二次朝審中充當主持者，雍焯此舉主要是為替楊繼盛伸冤。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楊繼盛被處決，李默也被嚴嵩彈劾入獄。另外，雍焯還向朝廷上書，呈奏衍聖公（孔子後代的封號）的惡跡。因忤犯權貴，最終引疾辭歸。
           值得指出的是，嚴嵩晚年漸為世宗所疏遠。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禦史鄒應龍上書，彈劾嚴嵩、嚴世蕃父子罪行，嚴嵩被罷職，四十四年（1565年）被削籍抄家。兩年後老病，寄食墓舍以死。世宗將嚴世蕃下獄並流放，嚴世蕃在中途逃跑後畜養無賴，招納叛卒，無惡不作，還密謀要投靠日本。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南京禦史林潤揭發其罪行，世宗下令將嚴世蕃逮捕至京。次年（1565年）三月，將嚴世蕃斬於市。
           人們看到，嘉靖朝的清流派士大夫們在與嚴氏父子持續多年的激烈鬥爭中，監察禦史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扳倒嚴氏父子的首功，還不能算在雍焯的身上，但是，正是大明禦史們持續不懈的努力，才最終使嚴氏父子落入法網，其罪行得到清算。
           雍焯歸鄉後，仍然心存報國之誌，「可憐報國心猶壯」，但是，朝廷卻最終沒有起用他，他只能在「白發蕭蕭」中「終老」於「戍樓」。在臨洮家居二十余年，期間從事地方公益事業，捐款修繕城墻，設立義冢，增置學田，整修祠宇。他還在家中修建小樓，收藏古今書畫，致力學術研究，著有《中州使余集》《麓原文集》《內臺奏稿》《雍氏世譜》《孝子傳》《洮陽八景詩》等，並刊行《周禮註》《爾雅註》《孝經註》等書。
           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十月，雍焯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同為逐客嘆飄蓬  孤臣心事托漁樵

           一個人的「朋友圈」，即社交圈，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他的人際交往和胸懷誌向。
           雍焯的「朋友圈」中，居於首位的，當數楊慎。
           1994年，隨著電視劇《三國演義》的熱播，其主題歌《滾滾長江東逝水》，在短時間內，便傳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真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一曲滾滾長江水，婦孺也知楊慎名。
           主題歌的詞作者，就是楊慎。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是「有明一代，罕有其匹」的大才子，是著名的學者、文學大家和詩人。同時，楊升庵在書法藝術上也有極深的造詣。
           自曾祖父楊玫起，楊氏家族始登仕籍，一門五世為官。自祖父楊春起，四代出了六名進士、一名狀元、一位首輔（宰相）,世人常以「相如賦、太白詩、東坡文、升庵科第」並稱。其父楊廷和歷仕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首相武宗、世宗兩朝總十八年，為一代重臣，勛業文章並萃一時，有「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之功。
巴蜀古代，人才輩出。漢有司馬相如、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宋有「三蘇」，元有虞集，明則有楊慎。
            楊慎在23歲時就中了狀元，是明代四川地區唯一的狀元。他為官清廉，剛直不阿。在明世宗時期的「大議禮」之爭中，其父楊廷和辭官返鄉，楊慎等一百八十余人遭受廷杖，十七人被當場打死，楊慎本人在十日之內被兩度廷杖，死而復生後被世宗削去官職，發配到雲南永昌衛充軍。
            楊慎雖為待罪之人，但仍懷報國之心。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楊慎病逝於雲南昆明高峣寓所。
            在長達三十五年的邊陲謫戍生活中，楊慎孜孜不倦，勤學苦思，寫下了大量著作，在明代以學博才雄著稱於世。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多產的大學者，傑出的書法家；又是一位正直而有氣節的政治家，十六世紀啟蒙思想的哲學家，在雲南邊疆傳播中原文化的先驅者。
            雍焯與楊慎的交往，應當是雍焯任職貴州道監察禦史之時，二人的惺惺相惜，聲氣相投，也是明代文壇、政壇上的一段佳話。
            楊慎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問世後，雍焯寫下讀後感：
            長江東去浪淘沙，今古英雄共一嗟。
            何似超然臺上客，笑談風月煮新茶。
            詩中化用楊慎詞意，以「超然臺」呼應自己創辦的書院，表達對歷史興衰的超脫態度。
            在《寄楊升庵二首》中，雍焯表達了對楊慎貶謫生涯的深切同情，以及對這位同道者的贊賞：
            其一：
            瘴海炎天萬裏遙，孤臣心事托漁樵。
            文章有價終難沒，風雨無情任寂寥。
            其二：
            君居滇南我隴右，同為逐客嘆飄蓬。
            何時共醉長江月，一洗人間今古風。
            嘉靖三十年（1551年），雍焯此時任職貴州道監察禦史，他與貶謫雲南的楊慎書信往來，討論邊防問題，在《與楊升庵論邊事書》中，可以一窺雍焯在軍事、民族、文化方面的主張：軍事方面，他主張防禦，認為應當「以守為攻」，加強長城沿線堡寨建設；民族政策方面，他建議「恩威並施」，通過冊封土司穩定邊疆；文化方面，他提倡在邊疆推廣儒學，促進「華夷一體」。
            幸運的是，《與楊升庵論邊事書》，這封書信，被《楊升庵文集》收錄，體現了清流士大夫的邊疆治理理念。
             雍焯的「朋友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當數楊繼盛。
             楊繼盛（1516一1555），容城（今屬河北）人，字仲芳，號椒山。明嘉靖年間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因彈劾大將仇鸞對俺答畏怯妥協，被貶官，後起用為刑部員外郎、兵部武選司，因上疏彈劾嚴嵩十大罪遇害。
             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楊繼盛因上《諫開馬市疏》被捕下獄，貶為狄道（今臨洮）典史(官名，元代設置，明清沿置，明代廢除縣尉，由主簿掌管緝捕；主簿出缺時，由典史兼管）。
            在職期間，他革除吏弊、興修水利、開采煤炭、大辦教育，迅速得到了臨洮人民的愛戴。他親自前往商洽，使鎖林峽深埋地下千萬年的煤炭，被源源不斷地運出深山。他創製揚桿，使農民學會了用井水灌田，收入倍增。他明察秋毫，官場吏弊得以清除，農民負擔減輕。他還在嶽麓山超然臺捐建超然書院，使臨洮學風大盛，興學助教蔚然成風。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陳昱廷、副教授張繼剛在《<雍焯墓誌>所見臨洮文士與明代政局》一文中，對雍焯與楊繼盛的個人交往，有著較為詳細的考證，現引述如下：
            楊繼盛在狄道的具體時間是嘉靖三十年六月十八日至次年五月十一日，雍焯上疏「條陳馬政」的時間正是楊繼盛謫居狄道之時。這封奏疏除議論馬政之外，顯然也有為楊繼盛開脫罪責之意。另外，楊繼盛身為狄道典史，又授業於雍焯長子雍不敏，兩人的交往當在此時。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月，雍焯奉命出巡河南，楊繼盛也被世宗再次起用。此時嚴嵩仍受世宗重用，在其構陷下，詔令將楊繼盛逮捕入獄，命刑部治罪。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此時，出巡河南的雍焯上疏奏劾嚴嵩之子嚴世蕃妻父信陽知州熊木的不法之事。這不僅與雍焯作為禦史的職責有關，也有替楊繼盛伸冤之意，最終使河南右布政使高方彥罷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雍焯還京後再次奉命巡按山東，此時距楊繼盛入獄已近兩年。
            次年十月，入獄三年的楊繼盛最終被棄西市，雍焯也被迫引疾辭歸。

            雍焯「朋友圈」中另一位重要人士，即與他同鄉的進士張萬紀。
            張萬紀，字舜卿，號兌溪，陜西臨洮衛軍籍（即今甘肅臨洮縣），與楊繼盛同為嘉靖丁未科進士。
            張萬紀在擔任禮科右給事中時，勇敢揭露了奸臣尹耕的罪行，並成功使其被罷免和發配邊關1。這一舉動不僅打擊了嚴嵩集團的氣焰，也為朝廷樹立了一個正直官員的形象。
            張萬紀敢於直言，反對明世宗迷信道教的行為。他在受到重責後，仍然堅持上書陳述對朝廷大搞迷信活動的意見，展現了其剛正不阿的品格。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當兵部武選司的楊繼盛因彈劾嚴嵩而被陷害時，張萬紀不顧個人安危，遂上《救楊忠湣疏》為其鳴冤，雖然最終未能成功，但其行為贏得了廣泛尊重。
            張萬紀被貶到廬州任知府後，楊繼盛聞訊後慨嘆道：「豪傑去矣！」張萬紀深入民間訪貧問苦，輕徭薄賦，核查積冤，剖斷錯案。他組織群眾興修水利，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使當地農業大增收，社會秩序平和安定。
            張萬紀在離開廬州時，拒絕接受百姓贈送的禮物，體現了其清正廉潔的為官之道。廬州百姓為了表達對他的敬意，將他上馬時踩踏過的石頭運送到臨洮，這塊「廬州石」至今仍作為臨洮的文物古跡供人瞻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張萬紀被罷黜歸田。回到家鄉後，他躬耕事親三十余年，著書講學，留下了《講學語錄》和《超然山人詩集》等著作，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地方民眾尊張萬紀為鄉賢，為他建造了忠諫名臣坊和祠堂，以紀念他的忠誠和剛直。
            清順治九年（1652年），巡按陜西茶馬監察禦史姜圖南在城東嶽麓山超然臺建雙忠祠，祀張萬紀與明禦史中丞鄒應龍，以紀念他們的忠烈誌節和為官清正剛直。
            在狄道期間，張萬紀曾登臨嶽麓山超然書院，緬懷故人，百感交集，寫下《超然臺有懷椒山年兄》：
            登臨岌嶪（ye高峻）郡之東，疊巘長河簇望同。
            抗疏客來龍閣念，傳經人去鳳臺空。
            猶憐澗水春殘綠，依舊巖花霽後紅。
            遲竚新祠生百感，孤臥無地學冥鴻。
            此詩寫景與抒情結合，營造出一種清曠和淒涼的氛圍，既抒發了作者的愛思與無奈，也展示了兩人深厚的友誼。
            雍焯在辭官歸隱後登臨嶽麓山後所寫的《超然臺》，也可與之對照來讀：
            荒臺菀（wan草木茂盛的樣子）山岰，頹然歌遺墟。
            昔有棲鳳名，歲月邈綿迂。
            不見靈鷲翔，空有山鳥歈（歌）。
            春原野卉芳，秋雲斂澄虛。
            萬山浮翠秀，霽魄曜天衢。
            寥泬（xue）天籟寂，崖歟雁鳧呼。
            憑高有坐嘯，千壑振吟噓。
            林巖梵唄（bai誦經之聲）出，遙樓橫笛舒。
            清霄覽皓月，危榭俯郊廬。
            曠矣幽勝境，高鶩廣寒居。
            東溟陽鳥上，囂然群動驅。
            雍焯與張萬紀都是狄道文士，雍焯生於明正德三年（1508年），張萬紀生於正德十三年（1518年），兩人分別於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舉人和進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兩人均在北京任職，此時在京的狄道籍官員僅雍、張二人，此後兩人分別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十五年（1556年）罷官還鄉，均未再次起用，分別有《超然臺》和《超然書院記》兩篇感懷楊繼盛的作品。
            張萬紀《超然書院記》雲：「予於講堂前建坊一楹，題曰『譽髦』，山鬥龍騰鳳翥。郡守邢公，同郡人雍侍禦建一坊於『揖見所』，題曰『高步雲衢』。」
            文中所提「雍侍禦」即雍焯，足以證明張萬紀與雍焯之間也有往來，且二人籍貫相同，仕歷相近，所以不能排除兩人有較多的交往，甚至雍焯與楊繼盛的往來也可能與張萬紀有關。

百裏幡幢下彩船  八靈齊會柳堤前

            20世紀30年代，美國宣道會傳教士海映光基於傳教使命來到甘肅臨洮，在臨洮、臨夏等地區拍攝，留下了5000多張照片和近2個小時的錄像。這段影像非常珍貴，記錄了臨洮聲勢浩大的迎接「八位官神」的迎神賽會活動，規模最大的當屬農歷三月二十八日泰山廟會和五月端陽河神同迎八位官神的廟會。

            清代著名詩人吳鎮在《我憶臨洮好》中說「劇憐三月後，賽社日紛紛」，便是這一民俗盛會的寫照。廟會是當地群眾最大的狂歡節。迎拜開始至結束，時間將近一月。地域包括臨洮全境及附近一些縣的百姓，參加人員之多，場面之熱烈，方式之獨特，為隴上所僅有。
            迎神活動的主要過程，大致是下廟取水、走馬路、齊聚河神祠，遊街拜見張進士、雍禦史，然後返回水上廟等。
            張進士即張萬紀，雍禦史即雍焯。
            民間相傳臨洮有八位官神，他們是鎮守西海三邊總督順庭侯洮州冶力關的常山大王，原型系常遇春、趙子龍；馬啣寶山平西王廣潤侯金龍大王，原型系謝緒、徐達；單家川水濂洞的濂洞大王，原型系徐茂公、劉伯溫；天竺寶山的顯世大王，原型系伍子胥、李勣；寶聚山蓋國大郎，原型系楊延平；河州紅水溝蓋國二郎，原型系楊戩；高廟平白馬大王，原型系龐統、郭英；打石岔索陀龍王，原型系胡大海、康茂才。
            這八位官神於每年端午節隆重祭拜雍禦史的活動，多年來已經成為臨洮一種獨有的文化現象，自明末清初以來，幾百年間經久不衰。
           自古以來有人拜神的記載，而少有神拜人的現象，這些神靈為什麽要祭拜雍禦史呢？這裏存留著有關雍禦史的幾種傳說：
            一說在雍禦史任職期間，曾上書朝廷，對當朝和前朝的冤案予以平反，使當朝幾員名將和前朝的幾位大將軍得以恢復名譽，他們為了報恩，就傳示後代，祭拜雍禦史；另一說更具傳奇色彩，傳說常爺因判案出了差錯，被玉皇大帝罰在天庭打掃院落。一次雍禦史受玉皇之邀到天庭赴宴，偶遇受罰的常爺，禦史了解實情後向玉皇大帝求情，赦免懲罰，官復原職，以保一方平安。因此常爺感恩，故而參拜。每年常爺的木筏沿洮河而下，祭拜雍禦史後要將木筏贈送於禦史後代，以致臨洮縣城的雍家巷出了名，而堆放木筏的地方得了「木廠」之名，延續至今，而雍姓人家修建房屋時，也允許被別人的房屋高出一層。
            有關索陀龍王的傳說更是生動神奇。傳說索爺身處洮河上遊，因受到委屈而百端作惡。被雍禦史碰到後，詢問他是何方神聖，不要害人，請你顯出原形！索爺顯出龜形原身，並自稱是索陀龍王。禦史上奏皇上，將其封為索陀龍王之神。從此後，索陀龍王不再害人，也將禦史當作救命恩人。
            這些光怪陸離的傳說，寄托了臨洮百姓的美好願望，也體現了人們對雍禦史這位清官的一片真情。
            臨洮文史學者馬文惠先生在《百裏幡幢下彩船 八靈齊會柳堤前——臨洮端午迎接八位官神賽會風俗的調查》中認為：
            醮神娛樂活動，從它的淵源來說，應當是周代的遺風。但隨著時代、社會、民族、地域的不同，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有許多變化，大致經歷了自然崇拜、神靈崇拜到英雄崇拜幾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臨洮在端午節迎接八位官神的賽會，起於何時，無準確的時間可考。不過，諸神的受封時間，大致在明代洪武年間，這在《明史·禮四·諸神祠》中，有「定諸神符號」「著於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的記載。但八位官神參拜的張萬紀進士、雍焯禦史，都是嘉靖年間的官員，他們受到民眾的供奉，起碼是去世之後的事。迎祭龍神，不僅是臨洮最大的歲時風俗，也是洮岷一帶廣泛流行的民俗活動。關於官神的人數，臨洮周邊的臨潭、岷縣等地，各增至十八位，其中還分別增加了四至八位女性，人物也同臨洮的不一樣，大同小異，不僅有明代的，還有宋代的，唐代的。這說明，神靈的數目，也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賽事活動起源較早，到明代達到極盛，而且由民間逐漸發展到帶上官方色彩。
            臨洮的端午迎神活動，除了一般的特點外，還有幾個特點：
            番漢雜居的民族特點；
            江南龍舟競渡的遺風猶存；
            表現了對忠烈的敬佩和對武將的崇拜。
            一種民俗，是指該民族或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它體現了一個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點，也體現了一個族群的文化精神，迎神賽社活動，如果主要表現了群眾求助神靈保護自己，達到消災避禍的目的，具有宿命消極觀念的話，那麽，這種民俗活動的全過程中，則體現出一種生生不息、勇往直前、團結協作、頑強拼搏的精神力量，表現的是洮岷一帶「民俗質樸、風土壯猛，人性堅剛慷慨」的另一面。
落實到雍焯禦史身上，他所具有的為民謀利、正直無私、不畏權貴、嚴格執法的品格，早已經凝結成了一種精神，而且超越了幾百年的時空，直至今天，仍然對當代的廉政文化建設，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至此，就以雍焯的《過交城吊古》，為本文作結：
            汾陽祠廟郁蒼蒼，百戰勛名史冊光。
            鐵馬秋風平朔漠，金戈夜月守河湟。
            忠魂已逐狼煙散，遺像猶留劍氣長。
            今日登臨倍惆悵，邊庭何處不飛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