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小傳：

      霍松林（1921——2017），甘肅天水人。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書法家。幼承家學，1944年，以優異成績考取重慶中央大學（後遷至南京），攻讀中國文學專業。1949年，從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1951年赴陜執教至今，歷任西北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西安師範學院講師，現任陜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陜西詩詞學會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美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終身研究員、指導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日本明治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秘書長及會刊《中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主編等。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主要論著有：《文藝學概論》、《文藝學簡論》、《〈西廂記〉簡說》、《〈西廂記〉述評》、《李白詩歌鑒賞》、《宋詩三百首評註》、《歷代詩精品評註》、《孔穎達詩歌初探》、《〈滹南詩話〉校註》、《〈歐北詩話〉校註》，《詩的形象及其他》、《白居易詩譯析》、《文藝散論》、《唐宋名篇品鑒》、《歷代好詩詮評》、《唐宋詩文鑒賞舉隅》、《唐音閣文集》等30多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3-1988年）》（6卷）、《中國古典小說六大名著鑒賞辭典》、《萬首唐人絕句校註集評》、《辭賦大辭典》、《中國古代文論名篇說註》、《中國近代文論名篇詳註》、《元曲精華》等50多種。

      中國作家協會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時，將霍松林特列入「抗戰時期老作家」名單，頒贈「以筆為槍，投身抗戰」紅銅質獎牌。

      乙未年清明時節，綠意盎然、生機勃勃的陜西師範大學校園內花團錦簇，暗香浮動。而年屆95歲高齡的霍松林先生的書房「唐音閣」裏，更是春光明媚，書香襲人。

         霍老是甘肅天水人，他有點疑問：「為什麽要采訪我？」
      「天下誰人不識君！您是甘肅人，不僅是甘肅人的驕傲，更是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驕傲，采訪報道您是媒體的義務和榮幸啊！」
        采訪就在這樣的一問一答中開始了。
        霍老一邊收拾著桌子上稍顯淩亂的書籍紙張，一邊認真地看完筆者的采訪提綱，然後，開始回答筆者的第一個問題：和於右任先生的交往。

愛國熱忱燃筆底  詩豪草聖冠群倫

        1944年，我考入中央大學。在大學裏，在學好功課之外，還向汪辟疆先生學詩，向陳匪石先生學詞，向盧冀野先生學曲；並通過汪辟疆、盧冀野等先生舉薦，結識了商衍鎏、陳病樹、陳仁先、李宣龔等社會名流，還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中央日報》和《和平日報》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詩詞。
      一日，汪辟疆、盧冀野教授在監察院會間聊天，向時任監察院長的詩人、書法家於右任先生舉薦我，說我來自西北，才華出眾。於老很感興趣，當時就說，西北在周秦漢唐的時候很出人才，宋代以後經濟南移，西北落後了。現在是江浙財團的天下，但西北還是有人才的。汪老師乘機說：「霍松林是個難得的人才。只是他家境貧寒，讀書期間靠寫文章賺點錢補貼生活。」接著便請求於老為我介紹工作。於老馬上說：「學生做工作影響學業，你讓他來見我，我供他學費。」
      汪老師回來，便讓我拿上論文剪報和手抄詩詞去拜見於老。後來，每到於老那裏，談話結束，最後一個「程序」就是，於老從旁邊拿過宣紙，寫個條子給我，讓我到財務科從於老的工資中領一筆錢。於老非常節儉，批這種條子用的紙都是廢棄的邊角料。後來有人說，我要是把他這些條子都積攢起來，更有價值。有人談到此事，我說：「這話不錯，但我當時的確需要錢，所以都送到監察院的財務科換了學費。」
      1949年，於老去了臺灣，再也沒有與我見面。直到1990年我收到馮國璘的一封長信。馮國璘是我的同鄉好友和大學同學，他大學畢業就到於老身邊做秘書，一生追隨於先生。馮國璘把於先生簽名的照片和墨寶隨信寄給我，簽名照片題寫有：「松林老弟於右任」。我將其視為珍寶，放在書房內，將這一份真摯的情意，永遠銘記在心裏。
      果然，在霍老書桌的左右上方，懸掛著於右任先生的畫像和書法作品，但見於老慈眉善目，銀髯飄飄，一派仙風道骨！

      《唐音閣詩詞集》中，有多首吟誦於右任先生的詩詞，足見霍松林對於右任先生的無限敬仰。

形象思維兼兩論  當代文心再雕龍

      1951年初，霍松林赴西北大學師範學院（該學院1953年從西北大學獨立出來，改名為西安師院，後改名陜西師範大學）任教。從此，霍松林走上了一條專力於教學、科研而又崎嶇坎坷的人生道路。
      到校伊始，霍松林就承擔了文藝學、現代詩歌、現代文學史三門新課。在極少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他只能邊學邊教，自己動手，擬出提綱，一節一節地編寫講義。到了1953年秋，幾經補充修改，完成了26萬字的《文藝學概論》，由學校打印，先後作為高等學校的交流教材和函授教材。因供不應求，由校方推薦給陜西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正式出版。這樣，便有了我國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藝理論專著。
      「本書的主要特色在於堅持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如果說邏輯與歷史統一的特色使《概論》獲得了歷史的厚重感，變得深刻，那麽，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色，又使《概論》變得富有生氣，顯得生動。」
      文藝理論家、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陳誌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藝理論研究述評》中這樣說道：「《概論》不僅開了建國以後國人自己著述系統的文藝理論教科書的風氣之先，而且發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講義與函授教材流傳，影響及於全國，大學師生、文藝工作者、中學語文教師以及文藝愛好者，不少人都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啟發，筆者即其中的一個。不少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學中文系學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為專家，還不忘《概論》在當年如春風化雨給予他們心靈的滋養。」（《人文雜誌》1988年第2、3期）
      文藝理論家張炯先生指出：該書「對文藝的審美特征，包括藝術的形象性、典型性、審美功能、內容與形式、題材與風格的關系等等都有相當詳盡的論述，正是有助於讀者全面地去把握文藝的審美規律。」對於指導廣大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進行創作，也起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文學評論》，1989年第5期）
      《概論》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究不可沒，它更具一種界碑的價值和意義。
      1982年，經過對《文藝學概論》的增刪修訂，霍松林完成了37萬字的《文藝學簡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誰能料到，在「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先是《紅旗》雜誌1966年第5期刊登了鄭季翹（時任吉林省委書記、宣傳部長，分管文藝工作）的《在文藝領域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一文，其中點名批判了以群、蔣孔陽、霍松林及李澤厚等人。在此文中，鄭季翹多次點霍松林的名，引述他的有關論述無限上綱，說什麽「所謂形象思維論不是別的，正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正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一個認識論基礎」。緊接著，《光明日報》又將此文全文刊登。
      但凡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兩報一刊」在當時具有何等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兩報一刊」點名批判在當時又意味著什麽！很快，霍松林就被其時尚存的西北局定性為「西北地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向陜西師範大學派下工作組，專門組織批判。當「文革」中各級機關癱瘓後，霍松林又被校內造反派組織輪番進行批鬥、抄家、關牛棚、監督勞改、掛牌遊街。（霍有明《「滋蘭歷劫又飄香」——家父霍松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賞》 2010年第10期）
      形象思維，是文藝理論史上一個基本的命題。又稱藝術思維。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別林斯基。關於形象思維的內容，文藝理論史上並不統一，關於它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也有爭論。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出現過關於形象思維的討論，但都是學術性的。鄭季翹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維，把它當作「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來批判，說它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一個認識論基礎」，是「某些人進行反黨、反馬克思主義活動的理論武器」。學術問題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明顯體現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氣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維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邏輯」，也是不符合主張形象思維的觀點的實際的。
      人們知道，深譜詩歌創作規律的毛澤東，一向是主張用形象說話，不主張簡單說理的。就在鄭季翹文章發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的信中，毛澤東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聽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
      正因為毛澤東對形象思維有自己的看法，並主張「要用形象思維方法」，所以，鄭季翹的文章剛一發表，他就註意到了，並在   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兩次對其進行評說。看來，毛澤東是明顯不同意鄭季翹的觀點的。他說「不大好懂，沒看完」，其實就是一種態度。
      1978年1月，《詩刊》發表《毛澤東主席給陳毅同誌談詩的一封信》，加在霍松林頭上的種種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機會。此時，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動筆了！
      1979年，《文藝研究》第一期發表了鄭季翹《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解釋文藝創作》一文。文章不僅繼續為發表於1966年《紅旗》上的那篇文章辯護，而且采用無限上崗上線的一貫做法，用政治帽子壓製學術研究。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文藝界剛剛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必將夭折。
      當時，隨著對「黑八論」的平反，全國文藝界對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任《陜西師大學報》主編，後任陜西師大黨委書記的謝振中先生走進霍松林家，力邀他為學報第4期撰寫一篇關於形象思維的長文，在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中撥亂反正。當時，距師大學報第4期的發稿時間已僅剩下八天了！
那時，霍松林才剛剛獲得徹底平反，各項知識分子政策尚有待落實，家中仍可說是「蝸居」。沒有科研條件，他白天就全天伏在平房後院內的一張小飯桌上奮筆疾書，晚上則「焚膏油以繼晷」，每天的寫作時間都在十六小時以上。八天之後，一篇題為《重談形象思維——與鄭季翹同誌商榷》的兩萬多字的長文面世了！學報編輯部立即拿去排版！這篇文章，不但旁征博引，對形象思維理論重新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發，而且鞭辟入裏，對「文革」以來反形象思維的種種謬論及其危害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反響極大。
      全國著名美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先生給霍松林來信說，讀君作，「大有暑天飲冰之感！」記得事後有人稱贊道：「霍先生就是腦子靈，筆頭子快。」但是，他的家人都清楚，「十年浩劫」中，當他被造反派輪番批鬥、抄家、遊街時，當他被放逐到涇陽農場牧羊時，霍松林早已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為這篇文章打腹稿了。這篇文章，霍松林已在胸中整整寫了十年！
      「形象思維」在當代中國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當它處於學術爭鳴的範圍內時，是學術民主、思想解放的良好時期；當它溢出學術範疇，演變成敵我性質的政治鬥爭時，也正是學術尊嚴、真理良知遭受踐踏的非常時期。今天反思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前事不忘，後世之師。（蔣鵬舉《霍松林先生與上世紀我國形象思維理論的論爭》）
如今，關於「形象思維」的論爭已經塵埃落定，是非曲直早已有了公論。回憶當年因為學術爭論而橫遭迫害，霍松林先生對往事仍然了了在目，只是在平靜的語氣中，還隱隱透露出當年那場論爭的激烈。

巨鐘重鑄振唐音  一代騷壇唱大風

         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學，秉性愛詩，從十五六歲就沈潛於詩詞創作，大學時代從師於著名詩人汪辟疆、胡小石、陳匪石、盧冀野諸先生，並受知於於右任先生，詩名遠播，飲譽騷壇。在以後的歲月中，霍松林始終沒有間斷詩詞創作。1988年，他把陸續搜集到的舊作和抄家後的新作編為《唐音閣吟稿》，約600首，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後，臺灣百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用繁體字直行排印出版，改名為《唐音閣詩詞集》。
      《吟稿》共收詩6卷，詞1卷，其中詩約530首，詞44首；在各體詩中，五、七古近百首，五律50余首，七律100余首，五、七絕280首。
      從表現內容看，舉凡國計、民生、親情、友情、個人際遇與感受，乃至山川勝跡，無不納入作者視野，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乃是對民族歷史行程和個人際遇的反映。從藝術特點看，《吟稿》諸作或激情奔湧，雄放不羈，或深沈渾厚，境高意遠，或含蓄蘊藉，一往情深，具有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尚永亮《浩氣由來塞天地  高標那許混風塵——霍松林先生學術傳略》）
      正如程千帆教授所說：「松林之為詩，兼備古今之體，才雄而格峻，緒密而思清」，卓有眾體兼擅的大家氣象。
      劉君惠先生在為《唐音閣吟稿》所作的序中說：「松林遊嵩山少林寺有『巨鐘重鑄振唐音』之句，尤昭昭然自明本誌矣。松林之標舉唐音，在《吟稿》中累累申其旨趣：『須抒虎虎英雄氣，要鼓泱泱大國風』，此松林所以頌唐音也；『論文今始窺三昧，管晏經綸稷契心』，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翡翠蘭苕雖可愛，還須碧海掣鯨人』，此松林之審美觀，亦其詩境也；『立誌仍須追稷契，傳薪豈必效黃陳』，此松林對詩歌發展史之卓識也。舉此數端，可以概見唐音閣詩學之指歸矣。」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諸如屈原、杜甫等不少偉大詩人，用自己充滿激情的詩筆記錄民族的災難、社會的變遷，代萬民發心聲，為時代做詩傳。霍松林先生是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專家，他清楚了解這個道理並深有體會。因而他的創作也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這從他詩作的題目中就能看得出來。如《蘆溝橋戰歌》、《哀平津，哭佟趙二將軍》、《聞平型關大捷》、《八百壯士頌》、《驚聞南京淪陷，日寇屠城》、《喜聞臺兒莊大捷》、《驚聞花園口決堤》、《欣聞日寇投降》、《解放次日自南溫泉至重慶市》、《「文革」書感》、《「文革」中潛登大雁塔》等等。時代造就了詩人，詩人也以他的詩作為時代的進步、為國家的富強、為民族的振興而吶喊、而謳歌。而且，這些作品，一如歷代傑出詩人的優秀詩篇一樣，總是充盈著真實、飽滿、充沛的感情。（劉鋒燾《霍松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20世紀40年代，朱東潤先生就評價霍松林的詩作「感情厚」。
      錢仲聯先生的《唐音閣吟稿序》也高度評贊：「憂時感事，巨構長篇，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為豪傑之士也。」
成應求先生在《唐音閣詩詞集》序中說：「先生琴書之暇，寄意微吟，歲月如流，遂成巨帙。綜觀全集，信無愧於青春作賦，早著鋒芒；白首行吟，更征識力。」
      張濟川先生也在《唐音閣詩詞集》序中評價說：「霍兄為人方正，固恂恂儒者，初不知其筆下風雲、胸中丘壑，若此其雄奇壯闊、幽邃深秀也！況交遊既廣，閱歷亦豐，赤子之心更躍然紙上。其詩其詞，不特聲情並茂，抑且熔鑄萬象、牢籠百態，誠少陵之詩史、時代之強音也。」
      姚蒸民先生在臺版《唐音閣詩詞集》跋中說：「舉凡詩友交遊、人生際遇、民族聖戰、世局艱屯，可以興觀群怨者，無不記之以飲；其題材之廣、寓意之深、行蹤之遠、丁變之巨，古今詩人殆罕出其右者。」
      馮國璘先生在《唐音閣詩詞集》在臺再版記中評價說：「唐音閣吟稿雄偉壯闊，扣人心弦， 不惟道盡作者數十年來個人之際遇與感受，亦為中國半世紀以來之風雲巨變留下將來見證。集中充滿民族大義，師友深情，亦富人生哲理；為抗日戰爭而歡呼，為兄弟鬩墻而憂戚；歷『文化大革命』勞改之百般折磨，嘆十年被囚之光陰虛擲；第仍寄希望於新曙光之來臨，而思無忝所生。此則充分流露出中國文人之忠愛情操，與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高風亮節。昔人謂『亙古男兒一放翁』，余謂松林為近代詩壇之奇男子。海內諸君子，讀其吟稿者，諒必有同感焉。」
      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這實在是道出了文學創作的一個普遍規律。
      霍松林先生的詩作，在感時傷世、抒發憂國憂民的愁思方面，自然不乏上乘之作，已如上文所述，這裏略舉幾例通過描寫個人遭際而折射出時代特征的作品。
      如《放逐偶吟》（一）：一息猶存虎口余，破窯權寄野人居。翻江倒海吾茲懼，淑世匡時願豈虛。休恨無門可羅雀，也知有釜亦生魚。攜家放逐寧關命，佳氣曾傳夜滿閭。
      再如《勞改偶吟》（二）：涇河曲似九回腸，河畔伶俜牧羝羊。戴帽難禁風雨惡，揮鞭敢鬥虎狼狂。雪中抖擻松含翠，獄底沈埋劍有光。不信人妖竟顛倒，乾坤正氣自堂堂。
      兩首詩均不為個人的得失而發牢騷，不是沒有牢騷，而是「眼底風雲讀懂時，自家煩惱不須說」（劉慶霖句），足見其胸懷和氣量。
      王子江把霍松林先生的詩歌特征概括為「四大」： 一曰大愛。大愛是什麽？大愛就是一種最樸實最高尚的生命態度，就是詩人「至尊無上的愛」，即對祖國、對人民深沈而神聖的執著熱愛。二曰大情。感情是一種隱藏於人們內心中最深沈的律動，因為它，讓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畫卷絢爛多姿、壯觀異常。霍先生筆下始終流淌著飽滿、充沛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又是大感情。三曰大理。  有人反對詩中說理，認為理多則味少。這是一種偏見。詩應不避說理，然則必須說出大理，妙理，哲理，且不與人雷同方好。霍松林先生便是善於說大理、妙理的詩人。四曰大氣。霍松林先生之詩「大氣」似乎是公認的。吳調公先生在《讀霍松林先生〈唐音閣吟稿〉》一文便對其評價「才膽識力，大氣包舉」。丁芒先生也說：「松林的詩總體上表現的是『鐵馬秋風塞北』式的陽剛之美。」（《漫評霍松林教授〈唐音閣吟稿〉》）
      霍松林先生詩歌之 「大氣」表現為：第一大題材。詩歌最宜以小見大，因為大的題材不好經營，容易空泛。所以一般的人都盡量避開大的題材，而霍先生則不然。他不但不避，而且還在事關國家命運的大題材中縱橫捭闔，反復吟詠。第二大胸襟。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說過：「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讀霍松林先生的詩總能感覺到他闊大的胸懷。第三大氣魄。氣魄大，詩則雄健有力。詩之氣魄既有詩人內在的先天因素，也有詩人後天的歷練和修養。從詩中感受他的氣魄，是讀者徜徉唐音閣的一種享受。（王子江《徜徉在唐音閣——品讀霍松林詩詞》）
      當年霍松林向於右任翁請教詩文書法，於老說：「有誌者應以造福人類為己任，詩文書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須卓然自立，學古人而不為古人所限。」用這句話來評價霍松林先生的詩詞創作，亦十分貼切。
      2008年12月20日，由中華詩詞學會主辦的「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頒獎大會暨5位詩家作品集首發式，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霍松林教授成為首次頒發的「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5位獲獎人之一，其他4位獲獎者分別為孫軼青、葉嘉瑩、劉征和李汝倫。「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頒發的最高規格的傳統詩詞獎項，是中華詩詞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中華詩詞學會顧問周篤文教授分別對五位詩家的詩集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霍松林詩詞集》共收錄詩詞1200余首，時間跨度70余年，可說是歷史的實錄。

尺幅素箋走風雲  草聖薪傳是此翁

      「千秋書史開新派，一代騷壇唱大風。」這是紀念於右任先生誕辰125周年時霍松林先生所撰的八尺巨幅大聯。此聯是對右老精神業績的高度概括與深深的敬意。其詞也博大，書也雄奇，氣勢奪人。詩情、書韻高度統一，堪稱楷模。與右老當年所書「大文開日月，盛業紀尊彜」、「聖人心日月，仁者壽山河」遙相呼應。
霍松林先生在《論書詩》中寫道：
      六書造文字，八法創藝術；實用兼藝術，神氣貫骨肉。骨健血肉活，神完精氣足；顧盼乃生情，颯爽若新沐。剛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渾厚異墨豬，雄厚非武卒；或翩若驚鴻，或猛似霜鶻；虎嘯助龍驤，風浪起尺幅。變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入門須切正，一筆不可忽；功到自然成，循序毋求速……
      霍松林先生曾說：「書法嘛，還是要寫自己的。我沒有刻意學習於先生的字。」「變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基於這樣的認識，霍老的書法沒有象許多書家一樣，終身摹仿不已，卻毫無建樹地停留於「臨」，滿足於「象」的初淺層次。其實，已有之法是由前人創造並總結出來的，隨著時代的更叠，人情的推移，需要不斷地吐故納新。所以他從不刻意於古法，而是在數十年的廣采博取中不斷地將古來成法轉 換成自己的藝術語言。只有用自己的語言，才能充分吐露和傾泄自己的心聲。
      霍松林先生的書法作品，拙中見巧，樸實內美。點畫堅渾開張，運筆舒緩沈著，結體茂密雄秀，章法樸實自然。從單字到整體，穩健灑落、一任自然而顧盼有致。沒有絲毫的刻意討俏、故作姿態。誠然，「作書如作人」。表面的華麗其實不難，難的是從內裏讓人玩味、深思，給人以啟發。書法藝術在夯實厚重的國學基礎之後，才能彰顯文化之美，形成具有個性特征的書品。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創作體驗可以提高書法的意境。霍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如此真切樸實，拙中見巧，富有精神內涵，別具一種活生生的生命風采，正是他內在的品格、學問、事功、閱歷、胸襟、氣度在書法上的展現。

        霍松林先生的書法，血濃骨老，內勁充盈。擅逆筆澀進，通過筆鋒內藏的運動，使點畫內部飽滿，顯示出一種沈雄雍容的大度大氣的美感。一般的書寫都是順著點畫走勢行進的，然而霍老的行筆卻如「逆水行舟」，鋪毫充分開張，八面出擊，將墨運送到點畫的各個部位。這樣的筆墨自然內勁充盈，血濃骨老。包括從筆勢到筆意等無形的內涵。逆筆澀進書寫出來的點畫，沈實不飄浮、緊密不松誇，其點畫兩端鋒不外露，圓渾鈍厚，將力量積蓄在點畫之內，這是一種向內聚攏的運動，同時是一種向內生發的勢，因而能產生一種沈實飽滿的內勁，靜中寓動，增強了點畫的生命意味。我以為，這也是霍松林先生的書法之所以耐看的重要原因所在。（楊軍 盛靜齋《筆底見風雷  濤聲出松林----霍松林先生書法摭談》）
         歷代學者大都無意成為書家。郭沫若講到魯迅的書法時曾說：「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書跡，自成風格，熔冶篆隸於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實而不拘系，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唐宋，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貴也。」這種自然而然的心態實在是太難得了。毫無功利目的地用毛筆寫文章、寫詩、寫聯，自覺不自覺地以自己的審美理解吸取古人的書法審美理念，把握中國書法的藝術規律，駕馭中國書法的藝術技巧，日積月累，自然而然地寫出具有個性的意象心緒，在幾十年筆耕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的書法面目，這正是魯迅、章太炎、胡小石、吳玉如、章士釗、高二適、柳翼謀等前輩大師們走過的治學、治藝之路。現在「書家學者化」的口號就是針對當下書法家的文化底蘊淺薄而提出來的。霍松林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厚的魅力，其原因正在於他是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國學大師，激情滿懷的詩壇泰鬥，仁愛寬厚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的老園丁，正直豁達而又詼諧幽默的忠厚長者，無意成為書家而自然成了「卓然自立」的一代書法大家。（鐘明善《蕭散典雅  妙趣天成——讀<霍松林詩文詞聯書法選>》）
        而對照當代書壇上的一些走火入魔式的所謂「創新」，霍松林先生在《論書詩》中的觀點，無疑是對這種「怪象」的當頭棒喝：
文字本工具，詩文載以出；書寫傳情意，字隨情起伏；情變字亦變，萬變宜可讀。東塗復西抹，信手如畫符。自炫藝術美，誰能識面目！
        文字是用以載出詩文的工具，書寫者的感情也會在書寫中傳達、起伏、變化。但絕不能胡塗亂抹，像信手畫符一樣寫得破壞了「造字之理」。那些破壞了漢字基本造型規矩的所謂「書法藝術」，脫離了中華民族對漢字書法的基本要求，還有誰能認識，還有什麽「書法」價值之可言呢！霍先生這些話語重心長，言簡意深。（鐘明善《草聖薪傳是此翁——霍松林先生的詩與書》，原載《新大陸》1995年第3期，澳門《華僑報》1995年9月18日第二版轉載）
        在當前的書法界，由於許多人對中國書法這門傳統藝術缺乏足夠的認識，失去了正確的書法審美標準，拋棄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內涵」方面的要求，而片面地追求「視覺形式」，求異務怪，邪說叢生，導致了良莠不分，魚龍混雜，「螞蟻緣槐誇大國」，「著名書法家」遍地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來談霍松林先生的書法，認定他為名副其實的書法家，是想使年輕的朋友們，從中悟得學習書法的正途。（李正峰《霍松林先生的書法藝術》）

樂育英才渾忘老  秾桃艷李競芬芳

        霍松林《九十自壽二首》中有句：「樂育英才渾忘老，秾桃艷李競芬芳。」
      霍松林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界和詩詞界的泰鬥級人物，一代宗師，因為他半個多世紀住在陜西西安，被學界尊稱為「西北王」。
      1953年起，霍松林在陜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今，培養了無數優秀人才，霍老的門下已有60位博士，22位碩士，人稱「霍家軍」，這些後起之秀大多已獨立出版專著，在文壇和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新一代學術帶頭人。
      那麽，他在「樂育英才」方面，有哪些心得體會呢？這也是筆者采訪的主要問題之一。
      霍先生認為：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學術水平的高低，與他的師承關系很大。名師的指點和傳授固然非常可貴，但是啟蒙老師的作用也不應忽視。
       霍松林的啟蒙老師不是別人，就是他的父親。父親因家境清寒，十三歲才上學，刻苦攻讀，十六歲就考取了秀才，且名列前茅。接著進隴南書院深造，很受名進士出身、以品學兼優馳譽隴右的山長任士言（《清史列傳》有傳）的賞識，在寫作方法、治學門徑等方面都得到諄諄教誨。科舉製度廢除後，父親回鄉教書、種田、行醫。在霍松林大約只有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認字、讀書了。
      父親是按照傳統教育的那一套教霍松林的。先教他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認字；然後循序漸進，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幼學故事瓊林》、《詩經》、《子史精華》、《古文觀止》、《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等。
      通讀、背誦重要的古籍和詩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實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較省而收效較大；既提高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又紮紮實實地擴大了知識領域，而寫作能力、記憶能力和藝術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養。這真是一舉數得！
      一個從事科研工作的人，甚至一切有可能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應該自小培養一種較好的寫作能力。 
      寫好語體文，這是對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人的共同要求。對於學中國古代文學的人來說，則在寫好語體文的同時，還應該學會駕禦舊形式的本領，會作像樣的文言文和詩詞曲等等。因為只有學會這種本領，有較多的運用舊的文藝形式從事創作的經驗，才能準確地理解古典文學作品。相反，沒有這種創作經驗，講起古典文學作品來，似乎頭頭是道，但實際上隔著厚厚的皮靴，全未搔到癢處。 
      至於怎樣培養寫作能力，這是不斷有人論述的老問題。霍先生的體會是：「寫作方法」之類，當然需要學習、研究；但更有效的還是老辦法：多讀、多作、多商量，即歐陽修所說的「三多」。此外要培養一種較強的思維能力和較深的理論修養。
　   還有一點應該特別強調。學文科的人，往往以學理科方面的課程為額外負擔，不願多下苦功，這是不對的。反之亦然。文理滲透的好處很多，僅就培養思維能力說：讀哲學著作和文史著作，可以使思路開闊，思想活躍，想象豐富，學好數學、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課程，則可以加強思維方法的科學性。 
      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來說，這基本功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還應該有較好的閱讀能力，能夠借助舊註（而不是今人用現代漢語作的新註），基本上讀懂先秦兩漢以來的古籍。之所以用「基本上」，因為有些東西，專家們也很難徹底讀懂。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和文化史等等；更需要通讀若幹部重要的古籍，包括原文和註疏，從頭到尾，讀得相當熟，甚至能夠背誦。反過來，我們所說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古漢語語法等等，都是幫助閱讀古籍的；但在不認真閱讀古籍的情況下孤立地學這些東西，收效不可能顯著。
      霍先生指導學生，尤其是指導博士生，一貫主張品學兼優、知能並重，要求他們做學問必須多動筆寫論文，還應該兼搞創作。如果知識很淵博，卻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寫不出像樣的文章和論著，那就是有知無能，也就是古人譏笑的「兩腳書櫥」，對學術文化的發展起不了重要作用。要出成果，就要不斷研究、不斷寫作。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人，還應該學會運用傳統樣式進行創作。比如講漢賦，最好自己能作賦；講詩、詞、古文，最好自己能作詩、詞、古文。當然不一定古代的每一種文體都會作，都作得好，但至少要有一點創作經驗、創作甘苦，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文學作品，為講課和研究打好基礎。他帶的博士生，有不少會作詩詞，會寫文言文，研究與創作互相促進，相得益彰。時下提倡素質教育，他認為強調品學兼優、知能並重，也可以算做素質教育觀。

        關於博與精，或者說博與專，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合起來就是「通」，霍先生是希望培養「通才」的。所以他總是強調：不拓展廣博的知識領域，過早地專門化，可能較早地出點成果，但那成果的質量不會很高；而且路子將愈走愈窄愈困難。當然，只博不專，什麽都知道一點，什麽都搞不清楚，也不可能取得什麽成就。正確的途徑是：由博反約，由廣博走向專精。廣博，當然是逐漸積累起來的，在積累的過程中，應該把熟讀和瀏覽結合起來。熟讀若幹專著，背誦若幹名著，就有了可靠的根據地或立腳點，同時再博覽群書，才收效顯著。不建立根據地而老打遊擊，往往事倍功半，學無統類。 
      關於「知」和「能」，霍先生主要通過學位論文的指導來培養和提高。第一，指導博士生在確定研究範圍之後放眼古今中外，博覽精研，充分占有資料，特別是占有第一手資料和別人尚未註意到的資料；第二，搞清這一範圍的研究史，從力避重復、力求開拓創新的高度入手，運用唯物辯證觀點研究資料，發現問題，形成論題；第三，圍繞論題，進一步博覽精研，選好角度，運用適合論題的方法（包括傳統方法和新方法）著手撰寫，論從史出，考論結合，宏觀與微觀結合，條理清晰，語言洗練明暢。完成初稿後由他審閱提出意見，反復修改。內容單薄、缺乏新意的論文不能參加答辯。有一位博士生是推遲一年，寫出較高質量的論文後才獲得學位的。近二十多年來，霍先生指導的五十多部博士論文在答辯時大都得到專家們的贊許，出版後也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霍先生培養的博士生，其研究領域分別涉及從先秦至近代各個歷史階段，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有較高質量的論著引人矚目。（劉鋒燾《文壇馬帳傳薪火  身教言傳豈畏老——霍松林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7年第7期）
      「高歌盛世情猶熱，廣育英才誌愈堅。假我韶光數十載，更將碩果獻堯天。」這是霍先生《八十述懷》詩抒發的豪情，也用它作為本文的結尾！

       作者：王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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